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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开民族学宝库(组图)

发布时间: 2019-01-30 12:46   作者: admin   来源: 未知 编辑: admin

  江应樑终其一生致力于云南少数民族研究,完成了《滇西摆夷研究》、《傣族史》等8部专著;其中,《傣族史》成为中国傣族最早的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书籍,《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》、《摆夷的生活文化》被不少大学列为人类学、民族学和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必读教材。在他的研究中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傣族聚居的滇西地区不再是外人想象中的“化外之区,羁縻之地”,而是人类学研究的巨大宝库……

  1936年夏,35岁的江应樑凭着《研究西南民族计划》这篇论文,被中山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组录取,师承朱谦之和杨成志,从此确定了他终生的研究方向。

  “过去国人研究边境民族,最大的错误即在不从实际上去观察而仅就古书上的记载来立论”,他认为,仅仅凭借古籍文献不能做研究西南民族依据的原因有三:“一是古书对于西南民族有着一个错误的歧视心理,而历代史家对苗蛮民族的记载,亦不免全出之于主观的偏见,以轻薄的、鄙视的态度来记载西南民族;二是国人因对苗蛮民族之歧视,所以便不肯往苗蛮民族的集团中去实地观察,因而历代记载西南民族之典籍,除极少数外,其资料来源都不是从亲见亲闻而得,大半皆道听途说甚或凭空想象以至互相抄袭而来;三是古人与今人做学问的眼光不同,我辈今日认为极重要的事项,古人却多不重视,如古书中关于西南民族之种属、社会制度、经济生产,生活实况诸项,或竟毫无记载,或仅能东鳞西爪得到一些线索,是以古史书纵无一、二两项缺点,我辈今日欲根据彼研究西南民族,实际也无可根据。”这样“实很难从书本上寻取资料,故唯一的研究方法,便只有着重于实地的考察”。

  文章的最后,江应樑认为,扎实的文献考据和田野调查工作是“研究本题之唯一方法。”江应樑之子、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江晓林介绍,“这一观点,也成为我父亲毕生从事西南民族研究的最好写照。”

  1937年7月,中山大学为深入研究黎、壮、傣等民族之间的关系,派江应樑到云南考察傣族。1937年9月,江应樑以马代步,带着向导前往傣族聚居的腾龙沿边,也就是今天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进行考察,自此开始了他连续50余年的傣族研究。

  在长达10个月的考察中,江应樑走遍了当时的芒市、遮放、猛卯、陇川、干崖、盏达、南甸7个土司地区,与村寨头人、普通百姓以及土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;他以照片和绘图的方式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傣族的居住区域、经济生活、宗教文化、现实生活状态;还收集了许多民族服饰和民俗、宗教用品;完成了20余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—《云南西部的“摆夷”研究》。

  1947年秋,他在《日记》中写道:“开始写《云南境内的摆夷》,这是十年心血的结晶……遍观十年来的出版界,我很自负,如我本稿这样的著作—全部材料未取自书本上,未为前人、今人所道过,而是千辛万苦,冒蛮烟瘴雨在夷地中亲身搜求来者。这样的著作,真可以说对得起祖宗子女、国家民族。倘完成后无人赏识,那真只好为中华民族一哭了。”

  1937年至1946年,在多次调查德宏和西双版纳傣族的基础上,江应樑接连写出了《摆夷民族之社会经济制度》、《摆夷民族之家族组织与婚姻制度》、《滇西摆夷的土司》、《云南摆夷的生活文化》等论文和著作。为了做更深入的调查,他在此期间还在思普沿边车里县,也就是今天的景洪市做了一年的县长。

  就任前,江应樑写下这样几句话作自己的座右铭:“清慎律己,诚恕爱人,绥强以德,抚弱以仁,姿其所安,用其所能,经边固疆,持之以恒。”他深知,长期以来,傣族民众对“汉官”贪渎压榨极为反感,在这种情势下去做县长,要推行边政改革,要进行田野调查,确实棘手。

  “所以,他认为当务之急是‘做收拾民心的工作’,即取得边民的信任,此事说到底只有一法:自己不贪渎,做到‘清慎律己’。”半年后,江应樑与当地傣族的关系颇为融洽。“私心窃喜边事大有可为”的江应樑开始把大量时间用到田野考察中,足迹遍及大猛笼、小孟养、南糯山和邻县佛海(今勐海)、南峤(今勐海之勐遮),并到缅甸、泰国等地作民族考察。

  在江应樑的研究中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傣族聚居的滇西地区不再是外人想象中的“化外之区,羁縻之地”,而是人类学研究的巨大宝库。他在《云南摆夷的生活文化》一书里谈到:“昔人说边疆是不毛之地,但云南的摆夷区域正相反,却是膏腴锦绣之乡。”在看到傣族、苗族、瑶族、傈僳族等民族的人们穿着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服饰,在同一个街子上出售各自丰富的物产时,他不禁惊叹道:“街子天就是一个民族和人种的博物馆!”

  谈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性格时,史籍多以“凶暴强悍”来形容,而江应樑却认为:“唯有摆夷,正与此相反,而是‘柔顺懦弱’。摆夷村寨中,没有斗殴、劫杀、抢掠这类事。”傣族人非常活泼,“凡有青年聚集之处,高歌狂笑的声浪便震荡于空气中”。傣族人生性浪漫:“月白风清之夜的田亩里间,处处散布着情歌的音响;纵是白了发的老头子,三杯酒下肚,也会毫无顾忌地高谈风流史,也会在青年人群中向年轻的姑娘调笑。”

  在滇西考察的过程中,江应樑不畏艰辛,以科学、专业、翔实的历史学、人类学成果获得同行的认同,连土司们对此都赞叹有加。“当时遮放宣抚司副使多英培赠给我父亲一幅条幅,上面写道:‘江君应樑来滇调查我边民族,不避风霜之苦而抵我边陲,凡居深山峭壁之村,虽有烟瘴之地,亲临其境,亲睹夷民,一切风俗人情皆详细,所得语言,细心翻译,男女老少均摄影留为志。且风姿大雅,举止端庄,尤其做事精敏,令人钦佩耳。

  1948年10月,江应樑受云南大学聘请,任云南大学教授,先后教授文化人类学、傣族史、彝族史、彝族社会、暹罗史、中国民族史、民族史等专业课程。“他上课以调查所得的事例为题材,内容翔实,讲解生动,深受学生欢迎和喜爱。”同时,他还深入滇南进行民族调查,根据丰富的调查资料写成了《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》。

  院系调整后,江应樑转而研究民族史。他把人类学、民族学、社会学与民族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,发表了《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结合》、《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》等文,出版了《百夷传校注》、《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》等两部著作;1984年,江应樑被聘为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,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研究生。同年,其毕生从事傣族研究的结晶—巨著《傣族史》终获出版。晚年以来,“父亲不顾年迈体弱,在学生林超民博士等人的协助下,从已经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中挑出22篇经典论文整理成《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》;同时,他还组织编写了《中国民族史》。”

  1988年11月11日傍晚,江应樑感到胸口发闷,在校医院简单看了之后决定第二天前往大医院作进一步诊断。“那天晚上,他还约了几位博士生谈话,十点左右,他对学生们说:‘我累了,明天再谈吧。’他躺到床上,学生问是否要请医生过来看看,他说:‘不打紧,明早再说’。”他没有等到第二天早上,当学生们准备向他告辞离开之时,却发现这位为中国的民族研究,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的老人已经安详地去世了。